在12月2日-3日的“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星耀指出，广州工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但是目前面临的困难也非常多。
“今年1-10月份，我们工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这个困难比疫情期间的困难还要大。原有的动能在衰减，但是新的动能又没有蓬勃发展起来。”黄星耀说道。
首先体现在支柱产业工业恢复缓慢。1-10月，广州工业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9%，其中汽车制造业实现增加值同比下降5.4%，电子产品制造业下降1.2%。尽管已经比今年第一季度下滑5.8%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仍未回到正增长区间。
“埃安、小鹏生产速度很快，但毕竟体量比较小，很难填补燃油车造成的坑。汽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电子信息业，高清显示领域，因为有周期性问题，前几年面板的价值一直在下降，今年虽然有企稳，但是回升的速度不及预期；还有面板的液晶系列、LG系列，产能也有较大的降幅。生物医药主要受疫情结束的影响，像万孚生物、档案基因，因为没有核酸业务，产值也有比较大的降幅。”黄星耀提及。
他同时提到，广州工业存在的问题，还包括规上工业数量较少，“对比旁边的兄弟城市深圳、佛山、东莞，我们的规上工业跟他们不是一个量级。”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王珺指出，讲高质量发展即是讲单位产出，“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以第一支柱汽车产业为例，2022年，广州汽车产量超过310万辆，产量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上海，全年整车产量超过302万辆。但论产值，广州不及上海。2022年，上海汽车业产值已突破8000亿，广州为6470亿。
“广州要制造业立市，现在缺少三个东西。”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张振刚认为，第一是缺龙头的跨国企业，目前仅有6家世界500强企业；第二是缺平台型企业，既缺综合性平台型企业，也缺行业性龙头平台企业；最后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头部不够强，腰部不够大。”根据今年公布的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广州在全国排第11位，为247家，落后于成都281家。
为了培养促进工业增长的新质生产力，广州国资LP（有限合伙人）密集出手。2019年和2021年，广州工控集团和广州产投集团先后成立或改组，为广州市政府牵头组建的国有企业投资运营平台，前者把除了广汽集团以外几乎所有国资工业企业都融合在一起，后者以广州发展、珠江啤酒和广环投为最基层资产，拥有4家基金管理公司。
作为当前创投市场的主流出资人（LP），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或地方国资已经是绝大部分基金管理人（GP）绕不过的募资对象。清科研究《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前三季度新募集金额在100亿元及以上的大额人民币基金均由国资背景管理人发起设立并管理。
资本链层面，今年2月，广州产投集团组建了两大母基金，一个是1500亿的产业母基金，投资方向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与新能源汽车等；一个是500亿的创新投资母基金，功能是投早、投小、投科技、投创新。广州工控集团则组建了工控资本，并搭建从天使、VC到并购的全产业链基金，规模约300亿。
“我们主要和国内的顶级投资机构合作，例如华登、兴橙。新能源方面，主要跟广汽资本、工控资本、武岳峰资本进行合作。”广州产投集团副总经理姚朴提及，目前已经实现一定的反投比例，“我们投2亿，可以实现募资10亿投广州。今年头部机构一共设立26只基金，投资金额超过120亿元，撬动产业资本超过1000亿。”
政府引导基金成为主流LP的优势在于探索市场尚未成熟的“深水区”。一个典型行业为半导体，2017至2018年之前，广州半导体产业相对空白。经过广州产投集团几年的布局，“在半导体方面投资布局17个项目，累计投资金额超过60亿元，”目前广州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晶圆厂、封装厂和设计院。
另一个优势在于直接围绕广州的战略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布局。广州工控主要聚焦广州八大战新产业中的五项——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集群、现代高端装备集群、新能源产业集群、绿色石化和材料集群、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领域，广州工控主要围绕电动化和智能化两个主线布局，并实现控股了一批零部件产业，包括“三元软包之王”孚能科技、链主企业天海集团、鼎汉集团和精铭科技。
“在广州产投和广汽的牵引下，目前在广州设立了30期基金，投产后预计能达到150亿-200亿的规模。”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左梁指出，广州工控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2023年产值超过400亿元，规划到2025年要达到1000亿产值，成为全球前50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集团。
随着母基金对当地产业的逐渐深入，政府引导基金开始不甘于只做LP，主动下场做直投，借以实现精准招商。以广州产投集团的“子基金 直投”模式为例，“跟头部机构合作以后，让这些机构推荐高质量项目，我们进行优选并跟投。我们也是企业，很多项目落地需要地方资金的支持，能在促进产业落地的同时获取比较好的投资收益，促进母基金运作。”姚朴说。
入股企业、以基金撬动的方式，一方面有助于让符合广州战略新兴产业方向的企业落户本土，另一方面也规避了传统招商的弊端。主打政策和补贴的传统招商存在三方面漏洞：对产业和企业的判断缺乏市场化标准、长期以来的补贴给政府形成较大负担而不具有持续性、容易引起各区之间和各市各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
政府LP之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杨菁菁强调，对创新的支持离不开多层次资本市场，未来不光是政府引导的产业资本，更多的是民间资本需要参与进来：“我们跟北京、上海相比，不管是央企、跨国企业总部、还是科研院所的数量，都比不过。广州如何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要发挥民间资本的优势。”
投资多元化的一个范例是德国的弗劳恩霍夫体系，该制度面向新型研究机构投资多元化探索，资金来源包括1/3国家财政出资，1/3来自通过竞标获得公共资金，还有1/3来自私营部门的合约。这个体系也为德国中小企业的产业升级获取了足够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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