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值与资本管理的关系及长期变化趋势
低估值增加资本管理难度
估值是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价值的总体评价。市值是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财富价值，是公司投资价值的市场体现。银行估值反映资本市场对上市银行的总体价值判断，是对银行未来盈利和股东回报等因素的综合评价结果。近年来，受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因素增多等因素影响，中外银行普遍进入盈利下降和估值下降通道，整体市场表现不佳。2015年至2022年6月末，中国上市银行的整体市净率（PB）约为0.5倍，累计降幅近五成，美国上市银行PB在1—1.5倍区间波动。
中资银行整体低估值反映资本回报下降趋势。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中枢下降，叠加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让利实体经济等因素，中资银行规模扩张和盈利增长均放缓，资本回报率（ROE）和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RAROC）趋势性下降。资产增速从15%降至8%—10%，利润增速从15%降至5%左右；2021年银行业ROE均值为9.6%，较2015年下降5.3个百分点；40家大中型银行RAROC均值为15.84%，累计下降4.6个百分点。2021年国外大型银行ROE均值为12.37%，累计提升3.3个百分点，带动市净率从2015年的0.87倍上升至2021年的1.13倍。（见图1）
低估值通过三个渠道增加银行资本管理难度。一是核心一级资本补充难度增加。2022年6月末，A股银行板块PB仅为0.5倍，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其中，36家银行“破净”（市净率低于1），在所有上市银行中占比高达86%，最低的仅为0.33（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国有四大行PB均值约为0.5，与银行业整体水平相当。由于银行股大面积破净，导致银行运用任何类型的普通股工具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都面临很大困难，特别是部分中小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降至8.5%，临近监管底线（7.5%）,资本补充压力很大。二是其他资本工具融资难度增加。银行股的长期低估值，投资者信心不足，加剧了一级市场的其他资本工具（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等）发行的供需矛盾。从需求看，银行业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叠加资本管理要求提高，外部融资缺口较大；从供给看，银行资本工具投资者主要集中于银行业自身，非银等市场化机构参与程度较低。三是声誉和品牌提升难度增加。对于银行来说，社会声誉和银行品牌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巴塞尔协议Ⅲ》将声誉风险列为第二支柱的重要内容。如果商业银行因为声誉风险导致市场估值大幅下降（如2016年富国银行的“虚假账户”丑闻），则后续修复需要较长时间，银行正常经营和资本管理面临持续压力。
高效资本管理提升估值
资本管理是提升银行内在价值的关键手段。作为特许经营行业，银行业受到资本充足率的严格监管，并且在巴塞尔协议框架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下监管政策趋严。作为高负债经营的商业银行，资本是稀缺资源，经营目标是追求资本约束下的价值最大化。经济资本和监管资本管理是银行落实监管要求的关键工具。综合平衡规模、效益和风险，经济增加值(EVA)作为有效衡量企业价值的业绩评价机制，在国内外银行中得到广泛应用，但不同的银行通过资本管理提升价值创造力的具体实践和成效差异较大。
根据公式“经济增加值（EVA）= (净利息收入 净手续费收入 其他非息收入-运营成本-资产减值损失-所得税支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回报率”，银行价值创造的关键在于定价、中收、成本、风控和资本管理五大关键能力。只有在每个环节实施全面的精细化管理，才能实现银行内在价值或资本回报水平的最大化，进而提振业绩和收获估值溢价。从五大要素的内在关系看，资本成本是资产负债定价的重要影响因子；良好的资本管理能够推动中间业务收入从单纯“融资”依赖走向“融资 融智”综合服务；资本管理和成本管理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资本用来抵御和吸收非预期损失，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本文重点从资本管理角度，分析银行估值和资本管理的关系。
资本管理通过三个机制改善市场估值。一是“分子”渠道，优化资本结构。从层级划分，合格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利润留存和普通股融资等）、其他一级资本（优先股及永续债等）和二级资本（二级资本债和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等）。中外银行资本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国内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占比偏低、二级资本占比较高。2021年末，国内大行的核心一级、其他一级和二级资本占比分别为71%、10%和19%，国际大行的资本结构为75%、10%和15%。国际银行通过灵活运用分红比例调整和股份回购相结合的市值管理手段，在实现资本内部积累和提振低迷的股票价格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并充分利用低利率市场环境，常态化发行资本工具优化资本结构，既为银行的监管达标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又为投资者创造合理资本利得，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二是“分母”渠道，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坚持量价风险平衡，保持资产总量适度增长和优化业务结构，促进风险加权资产增长处于合理水平，提升价值创造力。总体而言，近年来国内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资产增长较快；国外银行控制资产增长，优化资产结构，压降风险加权资产，导致中资银行资本回报率低于国外银行。2021年末，国内大中型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约为1.4%，相当于国外大行的70%；市场估值PB为0.64倍，约为国外大行的55%左右。三是“转型”渠道，打造轻资本、轻资产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外银行均加快金融科技和数字化经营战略布局，推进轻资产、轻资本发展模式转型，大力发展零售银行、财富管理、交易银行等“高回报、低风险、轻资本”业务，以高质量综合金融服务，降低资本消耗，提升资本回报率，重构估值体系，提升市场估值。本文统计分析显示，银行估值与价值创造能力高度相关，市值和经济增加值相关性约九成，估值与资本回报指标（ROE、RORWA和RAROC等）相关性约八成，与资本充足率的相关性约四成。
部分银行实现估值和资本管理的良性循环
中外银行个体分化明显，招商银行、摩根大通的市场估值、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保持全面领先。根据估值、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三个维度，可以将国内外16家银行分成A、B、C三类（见表1）。
表1 2021年末中外银行估值与资本回报（%）
A类为摩根大通、招商银行、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呈现“高估值、高回报、高资本充足”特征。这四家银行的市净率（PB）均大于1。特别是，2021年底招商银行和摩根大通的市净率分别为1.8倍和1.74倍，是银行业整体市净率均值的2.2倍，估值溢价显著；从趋势上看，招商银行和摩根大通的估值较2015年分别提升20%和34%，而这16家银行的整体估值下降19%；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指标也保持市场前列，摩根大通的资本回报率（ROE）、加权风险资产回报率（RORWA）均为同业第一，资本充足率(CAR)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同业第六和第四；招商银行的ROE、RAROC和RORWA均为国内第一，资本充足率(CAR)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国内第三。这两家标杆性银行的共同特征是成功打造了轻资产、轻资本发展模式，盈利质量高，零售端的财富管理和对公端的交易银行能力优异，较好实现了市场估值和资本管理的良性循环。其中，招商银行是国内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的标杆，摩根大通是全球范围内综合金融和全能银行（特别是对公业务及大财富管理）的典范。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是全球零售领军银行，轻资产、轻资本发展，市场估值、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较高。
B类为花旗银行、汇丰银行、邮储银行、兴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呈现“较低估值、较高回报、较高资本充足”特征。这八家银行（国际大行2家 国内大行5家 1家股份制）的市场估值处于0.5—1倍区间，PB均值为0.6倍，低于整体均值（0.8倍），但ROE、RORWA、CRR指标均高于整体均值。其中，工农中建四大行的PB（0.55）明显低于整体均值，较2015年下降46%，但ROE、RAROC、RORWA和CAR等各类指标均高于整体均值。从建设银行情况看，除了资本充足率低于工商银行，其估值、资本回报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四大行中的首位；但对比招商银行，尽管建设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都更高，但估值仅为招商银行的35%，资本回报（ROE、RAROC、RORWA）不足招商银行的80%。从邮储银行和兴业银行看，市场估值在B类八家银行中相对较高（0.7倍），主要是市场更看好这两家银行的成长性，但二者的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率较低，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低于10%，监管资本压力相对较大。从汇丰银行情况看，估值和资本回报指标均不高，但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远高于其他银行，这或许反映出汇丰银行承担的监管成本大于收益，未能将高资本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且价值创造力有待提升。
C类为中信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和民生银行四家银行，呈现“低估值、低回报和低资本充足”特征。2021年这四家国内银行的PB仅为0.43倍，较2015年下降超过60%，资本回报指标（ROE、RAROC、RORWA）均偏低且持续下降，资本充足率特别是核心资本充足率指标也不高（均值为9.5%）。这四家银行的共同特征是重资本、重资产增长方式尚未有根本性改变，价值创造力有待提升，资本管理面临较大的达标压力。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这三家股份制银行与招商银行的经营差距越来越大，在资产规模处于同一方阵的情况下，这三家股份制银行的价值创造能力已经不足招商银行的一半，市场估值更是降至招商银行的25%左右；交通银行与其他国有大行差距也类似的扩大趋势，市场估值和资本回报能力相当于其他国有大行的80%左右。
疫情暴发以来中外银行估值和资本管理特点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持续反复，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抗疫策略、应对政策和经济周期，中外银行经营及估值走势出现分化。从国内看，疫后经济重启和重构，中资银行进入新一轮的业绩和估值分化期，考验各家银行持续性的价值创造力。总体看，疫情暴发以来中外银行均有规模扩张，业绩波动，估值和资本回报处于下降通道，资本约束压力增大，但市值、盈利、资产、资本等各项指标表现错位，且不同银行差异较大。
一是中外银行市值增减错位，国际银行波动大，国内大行平稳，市场表现好于股份制银行。2020年疫情暴发，国际银行经营业绩受到较大冲击，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国际银行的市值平均降幅为22%；2021年，随着疫情影响减弱及经济逐步企稳，拨备释放带动业绩改善，且非息收入表现突出，国际银行净利润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带动当年市值大幅上涨41%；2022年全球滞胀风险上升，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国际银行盈利大幅下降，上半年市值下降16%。总体看，2019年至2022年6月末，国际银行市值平均下降11.7%。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盈利和市值波动均较小，总体趋于下降；且国有大行的表现好于股份制银行。2020年，国有大行市值平均下降11.8%，2021年和2022年上半年分别回升3.8%和4.9%，但仍累计下降4.5%；股份制银行市值连续三年下降（降幅分别为2.6%、4%和1.1%），累计降幅为8.2%。
二是中外银行盈利增长错位，国际银行顺周期明显；国内银行核心指标基本平稳，盈利增长中枢下降。2020年，国际银行大量计提拨备，叠加零利率环境净息差收窄，经营业绩承压，拨备前利润下降5%、净利润下降40%。2021年，国际银行盈利实现V型反弹，主要靠减值回拨，推动净利润超过疫情前水平，当年增长107%，但拨备前利润仍下降0.2%。2022年以来，国际银行盈利再次承压，上半年拨备前利润、净利润分别下降8.2%和28.2%，并呈现出“利息收入增、非息收入降、拨备计提多”的特点。在美国加息周期下，净息差的改善带动上半年净利息收入增长12.3%；但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股债双降），非息收入下降13.3%；各类风险和挑战增多，拨备计提明显增加。对比之下，国内银行的盈利相对稳健，但增长动能也减弱，国有大行好于股份制银行。2019—2021年国有大行的拨备前利润增幅为5%—7%，净利润增幅为5%—6%，均较为平稳，但2022年上半年拨备前利润增幅仅为3%，较一季度下降近1个百分点，显示盈利增长动能继续减弱，主要是净息差收窄和减费让利力度加大。股份制银行的拨备前利润增长相对更承压，上半年负增长1.4%，但净利润增速相对较好，上半年增幅为8%，主要是资产减值支出下降。（见表2）
表2 疫情前后中外银行盈利表现（%）
三是中外银行资产增长错位，国际银行“轻资产、轻资本”，风险加权资产增速相对较低；国内银行“重资产、重资本”，风险加权资产增速相对较高。疫情对欧美经济冲击较大，加上高波动的金融市场环境，国际大行经营策略趋于谨慎，资产端减少面向实体经济的贷款投放（特别是零售贷款），增加债券等金融资产配置，资产组合呈现“低风险、高流动性”特征。2019—2021年，国际银行的总资产年均增长9%，但风险加权资产年均增长仅为0.8%；2022年以来，欧美经济增长过热，通胀高企，融资需求旺盛，国际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增长加快，上半年总资产、风险加权资产分别同比增长1.7%和3.1%。从风险资产占比看，国际银行的RWA/总资产比例为47%，较2019年下降5.7个百分点；从资产组合看，国际银行的贷款、金融投资占比分别为34%和35%，贷款占比较2019年下降7.4个百分点。对比之下，国内银行资产增速稳中有降，国有大行增长快于股份制银行，但股份制银行“重资产、重资本”特征更明显。近四年，国内大行的总资产、风险加权资产的年均增速分别为8.5%和8.8%，分别高于股份制银行0.3和0.9个百分点。2022年6月末，国内大行的RWA/总资产比例为57.7%，较2019年下降1.6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的RWA/总资产比例为71.4%，较2019年微升0.7个百分点。从资产组合看，国内大行平均贷款占比为58.3%，高于股份制银行0.2个百分点，较2019年上升2.7个百分点。（见表3）
表3 疫情前后中外银行资产增长（%）
四是中外银行资本净额增长错位，国际银行以内生性资本为主，资本净额增长偏慢；国内银行资本净额增长较快，特别是外源性资本增长快。近四年，国际银行资本净额年均增速为1.1%，低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2.3个百分点，低于总资产增速7个百分点。从资本结构看，国际银行以内生性资本为主，核心一级资本占比高，其他一级和二级资本基本相当，2022年6月末占比分别为75%、12%和13%；趋势上，由于减少分红和加计拨备，国际银行的核心一级、其他一级资本占比分别较2019年上升0.1和0.5个百分点，二级资本占比下降1.6个百分点。对比之下，国有大行资本净额年均增速为13.1%，高于股份制银行3.2个百分点，主要是国有大行发挥稳定经济大盘的主力军作用，贷款等核心资产增长更快，资本消耗较多，需要较多的资本补充，且更多靠外源性资本补充。近四年，国有大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年均增速为8.9%，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基本相当，其他资本净额（主要是永续债和二级债等外源性资本）的年均增速达到26.5%，高于股份制银行8个百分点。从资本结构看，国内银行（特别是股份制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占比偏低，二级资本占比较高。2022年6月末，国有大行的核心一级、其他一级和二级资本占比分别为70%、10%和20%；趋势上，由于盈利增长放缓且分红率保持较高水平，国内大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占比较2019年下降6.1个百分点，其他一级资本（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占比均上升3个百分点。（见表4）
表4 中外银行的资本增长及资本结构（%）
五是中外银行资本效益错位，国际银行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率“双降”，国内银行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率“一降一升”。近四年，国际银行的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率波动较大，特别是2022年以来盈利大幅下降，核心指标下降较多。截至2022年6月末，国际银行平均资本回报率(ROE)为10.06%，较年初下降2.31个百分点，较2019年上升0.11个百分点；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RORWA）为1.68%，较年初下降0.42个百分点，较2019年下降0.05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CAR）为15.64%，较年初下降1.16个百分点，较2019年下降0.76个百分点，主要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降。对比之下，国内银行的资本回报水平稳中有降，资本充足率稳中有升，国有大行表现好于股份制银行。截至2022年6月末，国内大行的平均资本回报率（ROE）为11.87%，较2019年下降0.53百分点；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RORWA）为1.47%，较2019年下降0.13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6.57%，较2019年上升0.84个百分点，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降0.38个百分点。（见表5、表6）
表5 近四年资本回报情况（%）
表6 近四年资本充足率（%）
经营启示及措施建议
银行业经营形势错综复杂，各项风险挑战增多。对标国内外先进同业，国内大型银行的市场估值偏低、价值创造能力不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振市场估值，大型银行要坚持系统观念，坚持价值创造，统筹平衡规模、效益、资本、风险的关系，坚定不移地走以资本回报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并以《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为契机，加快轻资产、轻资本业务转型发展，推动实现资本管理和市值管理的良性循环。
一是深化经济增加值经营导向，增强拨备前利润稳定增长能力。经济增加值（EVA）和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RAROC）体现资本约束下的价值创造，这也是领先银行核心业绩指标长期表现优异的关键。中资银行要坚持并完善EVA为核心的激励约束机制，并适时重检主要管理参数，持续提升定价、中收、成本、风险和资本管理五大价值创造能力。当前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均呈现高波动特征，中外银行保持盈利稳定增长难度加大。国际银行由于非息收入占比高（超过50%），资本市场类收入大幅下降，拨备前利润增长放缓。国内银行在减费让利情况下，存贷利差持续下降；中收增长承压，叠加其他非息收入波动和经营费用增长较快，拨备前利润增长乏力。下一步中资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要在保持净息差稳定和净利息收入平稳增长的基础上，重点加快提升中收增长能力，加强对其他非息收入(公允价值等）的精细管理。
二是深化资本集约化经营导向，增强对公交易银行和零售财富管理能力。近年来，中外银行估值分化加剧，主要反映了各家银行的风险管控力和价值创造力差异，也体现了银行新老业务商业模式和景气度的分化。其中，摩根大通、招商银行等领先银行获得市场估值溢价，主要是“轻型银行 零售银行 综合金融”发展模式更受市场认可，通过打破业务壁垒增强战略协同，为客户提供无缝衔接的服务。对比国内外先进同业，中资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的对公交易银行和零售财富管理能力仍有待提升，目前手续费净收入以传统结算类、信贷相关类收入为主，交易银行类及财富管理类收入占比偏低。大型银行要继续加大对公交易银行和零售财富管理布局，着力打通“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资产托管”循环价值链，并探索数字化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推动金融科技开放合作，实现服务、产品创新及向更高水平的轻资产、轻资本业务转型。
三是高质量实施《巴塞尔协议Ⅲ》，提升资本精细化管理能力。按照巴塞尔委员会事先设定的全球统一时间表，新巴Ⅲ应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受各类因素影响，新巴Ⅲ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等地区的实施时间有所推迟。按照监管部门的部署，国内大中型银行自2019年以来进行多轮定量测算工作，国内版新巴Ⅲ的实施也进入最后阶段。总体上，对多数国际银行而言，新巴Ⅲ实施更多是从效率到公平的调整，限制了国际银行复杂高级资本计量方法的资本套利空间；对国内银行而言，由于多数银行都采用标准法（权重法）计量监管资本，新巴Ⅲ更多体现从公平到效率的调整，有利于实现资本节约。一是新巴Ⅲ对于不同资产类型更精细、风险敏感度更高的权重设定，银行将有可能通过合理调整业务模式、资产结构等实现一定程度的资本节省；二是新巴Ⅲ实施后，监管部门很可能重启资本计量高级方法达标申请和核准，一些大中型银行将有机会通过实施高级法实现资本节省。中资银行要抓住新《巴塞尔协议Ⅲ》实施的机遇，保持资产总量适度增长，加快优化资产组合结构，大力提升自身的资本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精细化管理运营效率，积极开展数据治理和系统优化建设工作，在监管合规的底线要求之上，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优化业务结构，提升经营管理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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