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1日，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揭晓——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2020年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劳动年龄人口8.8亿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5467人……
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评价称，十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口结构调整变化，性别结构改善，年龄结构是“两升一降”。人口流动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人口增长与计划生育
中国目前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人口数量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多。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计口径都不太一样，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人口数据的准确性一直存疑。根据《中国人口史》，西汉初年，中国的人口数量才不到2000万，直到明朝中期人口数量才增长到约1亿人。
从2000万到1亿，这一阶段经过了1300年。期间朝代更迭、战争频繁，总体上人口数量增长非常缓慢。但是此后，从明朝中期的1亿人口增加到清末的3亿人口，却只用了不到400年的时间。从全世界来看，这都是惊人的增长速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口增长更是切到“快进”状态，出生率逐年递增、死亡率快速下降。根据我国1953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当年我国人口已由解放前的4.7亿发展到6.02亿。
这一数字大幅超出了预期。事实上，此时的社会生产力还未能匹配人口的高速增长，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供给不足的现象十分突出。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1954年-1978年期间，我国净增3.5亿左右人口。
1990年，宋丹丹、黄宏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登上春晚舞台。
1980年9月，中共**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12月写入宪法，开启了中国“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新纪元。在当年公布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显示，我国人口已突破10亿。
时间来到2002年9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
人口普查显示，实施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出生率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33‰下降到了2000年底的14.03‰，成功实现了“九五”期间提出的将人口控制在13亿的奋斗目标。人口总量压力缓解的同时，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人民健康状况持续改善。
2003年6月7日，在北京第十五中学参加高考的考生等待进入考场。这一年，高考考生总数为613万，比上一年增加了近90万。
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来，是巨大劳动力总量带来的人口红利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那么，建立在素质与健康提升之上的“人才红利”，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坚实基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时代变迁，人们讨论的主题从膨胀的人口该何去何从，逐渐变成怎样才能更加以人为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红利与素质提升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依旧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劳动力群体规模仍然庞大。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么几组数据：
从人口总量上看，人口总量增速放缓，但仍然保持平稳增长。2020年，全国人口达到14.1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过去10年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0.53%，略低于上一个10年0.57%的平均增长率。
从人口寿命上看，十年来，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也在持续提高，2020年，80岁及以上人口有358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4%，比2010年增加了1485万人，比重提高了0.98个百分点。
从医疗卫生水平上看，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截至2020年底，全口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6亿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
从脱贫攻坚成就上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7.5亿人成功脱贫，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从人口质量上看，2020年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0年前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
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规模扩大，提升了整体人口素质水平。
而与支撑了过去几十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崛起的“人口红利”相比，新时代正逐步显现的“人才红利”将支撑起未来几十年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帮助我国实现产业升级。同时，我们要看到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保持韧性的关键。
“我国人口的主要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历程，也符合人口自身发展趋势和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宁吉喆说。
我们这一代的“少”与“多”
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降至8.50‰。
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趋势,**曾在2011年开始在全国推开“双独二孩”，2013年作出“单独二孩”的调整，并自2015年起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政策变化反映到了人口结构变化中：我国14岁以下人口从1982年的3.41亿人下降到2019年的2.35亿人，而2020年这一数字回升到2.53亿人，比2010年增加3092万人，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
宁吉喆说，我国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但总和生育率下降，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这里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女性，在育龄期间（国际传统上一般以15岁至44岁或49岁为准）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它也被认为是反应人口发展趋势一个重要指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除了儿童还有老人。
数据显示，65岁以上人口则从1982年的4991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1.9亿人，已占总人口的13.5%。分区域看，2019年已经有7个省区市步入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65岁以上人口占比大于14%)，而在“十二五”时期，这个数据还是“0”。
2013年12月31日，湖北襄阳，护城河边练习乐器的老人。视觉中国
根据预测，中国60岁以上人口数量在“十四五”期间将突破3亿。
老龄化，它所衍生的如年轻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价格抬升、迫在眉睫的养老金压力等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受到了各方重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我国养老金体系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急需强化第二、第三支柱。应尽快扩大企业年金的参与率，引入“自动加入”机制，同时尽快出台第三支柱的顶层设计。
他建议，从“负债型”养老金向“资产型”养老金过渡。同时，尽快引入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并考虑扩大国资划转规模。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应该挖潜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空间，挑战中往往蕴含着机遇。
正如宁吉喆表示，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但也会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内容提到：“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也关系你我每一个人。（【财经翻译官】闫雨昕/文 白明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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