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先进篇》子曰：“回也其庶手，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颜回的道德品质很好，只是他的生活贫困；端木赐不听天由命，而去经商赚钱，掌控生意买卖很有把握。
颜回，春秋末期思想家，孔门七十二贤之首，被奉为述圣。十三岁拜师，终生追随于孔子。颜回有着高尚的道德修养，又有很深的学问，尽管他极度贫困，一无所有，却安贫乐道，求仁而得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孔子对他的评价很高。“谦逊好学”，“不迁奴，不贰过”，“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以德行著称，严格按照孔子关于“仁”“礼”的要求，“敏于事而慎于言”。颜回没有做官，也没有传世之作，只是在《论语》上，有他的只言片语。
子贡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既有道德品质，又有语言外交，同时具有非凡的经商天赋，还有着卓越的政治能力。他出身于商人世家，对经商耳濡目染，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利用自己一己之长，经常做一些生意。孔子认为他的求学时期应该以学业为重，加强自己仁德的修养。所以对他的经商既不反对，也不是很支持。
子贡是经商的天才，是中国传统供奉的财神。他每次推测的生意行情很有把握，经营货殖，囤积财货以牟利，而且“亿则屡中”，赚得盆满钵满。孔子周游列国的经费大多都是子贡供给，子贡每到一处都是大力宣传孔子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并且极力地维护孔子的尊严和威望。子贡的品学兼优，德才兼备，让人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颜回不如子贡富有，但不能说明颜回不如子贡有价值。衡量一个的社会价值，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财富，财富和人生价值不能划等号。两者相比我觉得子贡更有人生价值，他有着颜回的学问与道德修养，又有着颜回不能相比的经商、外交、从政的能力。子贡，一代儒商，万世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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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安贫乐道，当真，认真。凡是论道，贫是不奇怪的，路见金子都不会动心，那不是他的。
一看风使舵，用孔子的外道，君子爱财有道。
-一个孔子两和用法。
帝王爱用孔子的外道。来愚民。
而贫者百姓信了孔子的内道，认命，认真。
前者颜回也，后者子贡也。
在世上，做人是不同的，
当今社会的回光反照，例例在目。
《论语》中曾孔子曾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颜回学问不错，勤奋一生，可是却受贫穷煎熬；子贡不受命运所限，能经商致富，能准确预测行情。
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子对他的评价也很高，道德学问没得说。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回也其庶乎”是说颜回的道德学问差不多了，近道了，这是很高的评价，一般人肯定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说明颜回绝对是第一流的精英，可就是这么一个牛人，一生穷困，屡空就是身无长物，票子，车子，房子一样不占，最后还落得个短命早亡。这就很尴尬了，如果精研学问就是这么个下场，那学问要来何用？这是一个问题。
而子贡就不一样了，“赐不受命”，这个不受命有人解释为不受命运的摆布，其实这个命并不是指命运，而是指天命，而这个天命用《中庸》里的话讲，“天命之谓性”，上天赋予人的本性，不管是修身养性还是明心见性，学问最后还是要落到见性上，见性了自然知天命。
论道德学问和颜回比起来子贡就差一些了，所谓不受命是说子贡不是做学问的材料，这辈子再怎么努力也不能见道。子贡不明白天命所在，所以说赐不受命。个人禀赋不同，有的人适合修道做学问，有些人适合做生意当大老板。所以子贡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往下就不深谈了，这里牵扯到一个大问题，就是人的命运。我只想说，在这里孔子并没有对二人不同的命运做出评价，只是单纯的摆出来，没有高下之分。到底道德文章高明还是会挣钱高明，孔子没有给出答案。所以对于命运的问题不要想当然的下结论。这是孔子的不言之教。
总体上来说有两点：
1、契丹军事战斗力较强，对北宋威胁较大，为了息事宁人，北宋送给辽“岁币”。
2、北宋统治者的软弱、腐朽。
请看以下史实：
公元1004年（宋景德元年），辽朝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前锋已经到了澶州（今河南濮阳）。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朝廷。寇准劝真宗带兵亲征；副宰相王钦若和另一个大臣陈尧叟却暗地里劝真宗逃跑。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陈尧叟是蜀人，劝真宗逃到成都去。
宋真宗听了这些意见，犹豫不决，最后召见新任宰相寇准。
宋真宗听了寇准一番话，决定亲自率兵出征，由寇准随同指挥。
在寇准和将士们的催促下，宋真宗才决定动身到澶州去。
这时候，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宋军在要害的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达兰带了几个骑兵视察地形，正好进入宋军伏弩阵地，弩箭齐发，萧达兰中箭丧了命。
辽军主将一死，萧太后又痛惜又害怕。她又听说宋真宗亲自率兵抵抗，觉得宋朝不好欺负，就有心讲和了。
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琼等文武大臣的护卫下，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澶州，将士们看到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
萧太后派使者到了宋朝行营议和，要宋朝割让土地。宋真宗听到辽朝肯议和，正合他的心意。他找寇准商量说：“割让土地是不行的。如果辽人要点金银财帛，我看可以答应他们。”
寇准根本反对议和，说：“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失地，哪能再给他钱财。”
但是，宋真宗一心要和，不顾寇准的反对，派使者曹利用到辽营谈判议和条件。曹利用临走的时候，宋真宗叮嘱他说：“如果他们要赔款，迫不得已，就是每年一百万也答应算了。”
寇准在旁边听了很痛心，只是当着真宗面不便再争。曹利用离开行营，寇准紧紧跟在后面，一出门，一把抓住曹利用的手说：“赔款数目不能超过三十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
曹利用知道寇准的厉害，到了辽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由宋朝每年给辽朝银绢三十万。
曹利回来详细汇报。当曹利用说出答应的银绢数目是三十万的时候，宋真宗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直称赞曹利用办事能干。
随后宋真宗听信近臣的谗言，罢免了寇准。
接着宋辽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朝每年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不用说，这笔巨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额外的沉重负担。历史上把这次和议叫做“澶渊之盟”。
此后宋辽两国未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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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给辽岁币 是很聪明的。宋朝离长城很远了，长城历史上主要作用其实不是抵抗骑兵，是抵御民间商业。到了宋 燕云天险不在手，他怎么可能军事上可以抵御北方民族呢？汉人善于耕织，只要把织物可以贸易给北方民族不就可以了？而且全部都是顺差。给它那点岁币 是很少的，而贸易带来的受益是几千几万倍。那个时代到了什么程度呢？辽和后来的金都放弃了自己的货币，全部用宋的货币。
宋辽答合约是澶渊之盟的一部分。当时辽兵南侵，宋真宗在丞相寇准的极力主张下前往澶州抗辽。在战场环境有利于宋的前提下，辽派使求和。双方于是签订了《澶渊之盟》。商定宋每年向辽输出岁贡银30万两，绢30万匹，双方划定边贸榷市，加强贸易往来。对宋来说这是一项屈辱条约，不但燕云十六州没有收回，还要输出岁贡，可谓失地赔款。但自条约签订以后，宋辽边境保持和平一百多年。使北宋长时间保持经济繁荣昌盛，经济空繁荣。因贸易顺差，每年的岁贡都能从榷市中赚回。这种状况持续到北宋末年。
军事实力方面，辽国强一些。政治方面宋朝文重武轻，将领不行。地理方面失去了幽云十六州后再也没有了养马地，没有强大的骑兵在北方平原很吃亏的。再加上前期的几次战役都输了，士气全无。皇帝和整个文官系统都不想打仗。
澶渊之盟，当时除了极少数主战派，满朝上下都劝真宗要迁都避战，真宗本来御驾亲征的意图也就此作罢。但寇准无可匹敌的勇气终于让他下了决心，亲临战阵达成澶渊之盟，30万的岁币和迁都比起来，代价简直不值一提。（当时宋年收入1亿以上，而宋当时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事所耗费的军费就高达3000万以上）而历史走向证明一切，此战之后，北宋迈向颠峰——宋仁宗朝就算称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颠峰，都不为过。辽国关南之地得而复失，但年三十万岁贡再加上日后富弼允诺的二十万，这些钱帛对于经济拮据的契丹来讲，无疑是天上掉的大馅饼。不过契丹上下因此而与宋交好达百年之久，契丹铁骑不再南下。此中弊利，一眼可明。
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个平等的合约，微不足道的岁币换得北宋幽燕地区的和平，可以将主要的精力实力放在内政建设和西北的战事上（西夏）。对于辽来说也是一个很合适的条约，当时的辽内部暗流涌动，及时从南方宋政权的纠缠中脱身是明智之举。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澶渊之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辽宋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和发展，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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