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融危机的内在逻辑
金融危机是一个永恒的现象。时代在变，但人性像山岳一样古老。人性是健忘的，从贪婪到恐慌。周期背后是人性的轮回。周期在繁荣的顶点之后就会迎来危机。
每一次都有人说“这次不一样”，但内在逻辑实际上都一样。货币超发、金融自由化、监管放松、过度投机是金融危机的土壤，高杠杆是风险之源和火药桶。银行业危机和资产负债表衰退，是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蔓延的机制。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很难独善其身，通过贸易、外需、产业链、资本流动、金融市场、外汇、房地产等传导。危机有自我拓展路径，流动性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及时阻断传导链条很重要，但也要兼顾道德风险。纵览各次金融危机，实质上都是债务危机或杠杆危机，无非表现形式不同。国外债务危机主要是债务违约、汇率贬值和资本出逃，国内债务危机主要是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和货币贬值。
1.1 危机的起源
金融危机来自于债务和杠杆的快速积累和不可持续。
1.1.1 融资行为的三种类型
根据不同债务人的类型结构和收入-债务关系，可以将融资行为分为三种类型：
（1）对冲性融资：债务人稳健保守，债务负担较少，未来现金流足够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是最安全的融资行为；
（2）投机性融资：债务人的不确定性开始增强，未来现金流仅仅能够偿还债务利息，而债务本金则需要不断滚动续期，是一种利用短期资金为长期头寸进行融资的行为；
（3）庞氏融资：债务人的未来现金流既不能覆盖本金，也不能覆盖利息，只能靠出售资产或者进行新的再融资来履行支付承诺。
对冲性融资属于好的加杠杆，债务本息能够被未来现金流完全覆盖，不存在违约风险，参与其中的所有人均能受益。庞氏融资属于坏的加杠杆，债务的持续不是依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而是建立在对于未来资产价格继续加速上涨的盲目乐观和虚幻想象之上，一旦资产泡沫破灭，庞氏融资的结局必然是违约和崩溃，所有参与者均蒙受巨大损失。
如果经济中对冲性融资等好的加杠杆占主导，则经济是健康和稳健的；而如果部分投机性融资以及庞氏融资等坏的加杠杆占比过大，则经济金融体系将会变得非常脆弱，危机可能一触即发，迎来“明斯基时刻”。
1.1.2 引发危机的三个阶段
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支配着经济中的各个参与主体，因此在经济的加杠杆周期中，总是存在由好的加杠杆向坏的加杠杆转变的不良倾向。对冲性融资等好的加杠杆占比越来越低，而部分投机性融资以及庞氏融资等坏的加杠杆占比越来越高，直到有一天加杠杆周期走到尽头，经济掉头向下，进入去杠杆周期。
风险累积并最终引发危机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经济上升期，对冲性融资为主。经济形势向好，企业经营业绩优异，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于是增加借贷，扩大生产，杠杆率上升。但是企业债务负担不重，未来盈利足以偿还债务本息。经济增长与加杠杆实现良性互动，资产价格上升具有基本面支撑。
第二个阶段，经济持续繁荣，投机性融资活跃。随着经济长期繁荣，无论是借款者还是贷款者都过度乐观，风险偏好不断提高。企业不断贷款扩大生产规模，产能逐步扩张甚至出现过剩。
第三个阶段，大规模庞氏融资，泡沫最终破灭。资产价格涨幅巨大并继续上升，财富幻觉导致整个市场陷入狂热，出现大规模的庞氏融资。现金流不但无法偿还债务本金，甚至都无法覆盖利息，债务只能不断滚动扩大。资产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基本面，风险巨大，市场变得极度脆弱，某个负面消息的出现便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全面崩溃。
1.2 危机的深化
危机的初始阶段是流动性危机，流动性危机若继续蔓延和深化，将演变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历史告诉我们，高杠杆是风险之源，哪里杠杆高哪里就藏着脆弱性和风险点。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期的房地产、影子银行和大规模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衍生品，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期的外债，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危机时期的房地产和银行。
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债务-通缩循环是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就是经典金融周期中的“去杠杆”阶段。
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演化模式是：企业资产负债表失衡，负债严重超过资产，陷入技术性破产的窘境。
典型的债务-通缩循环演化模式是：企业由于债务清算而不得不将其资产和产品廉价销售，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下跌，出现通货紧缩。
2 主要的金融危机案例
我们回顾了历史上全球六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从起源、导火索、传导机制、影响和应对五大维度框架进行详细分析。
2.1 2020年美国流动性危机
十年一轮，新一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来袭，疫情是导火索，根源是长期货币超发下的经济金融社会脆弱性。
2.1.1 起源：长期货币超发下的股市泡沫和企业高债务
杠杆是风险之源，哪里杠杆高哪里就藏着脆弱性和风险点，长期低利率催生的股市泡沫和企业高债务将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潜在引爆点。
低利率环境下，上市公司发债进行股票回购和分红，市场同质化交易增加，共同推高股市泡沫。
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偿债能力持续下降，高风险企业债占比扩大，酝酿风险。1）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债务/GDP）持续下降；但随后杠杆率快速反弹，超过危机前水平，甚至高于居民部门水平。2）企业部门偿债能力持续下降。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偿债比率（当期应付本息/当期收入）远高于居民部门和整体非金融私人部门，且持续上升，位于历史相对高位。3）美国高风险企业债占比持续扩大。2008-2018年非金融企业债券余额从2.2万亿大幅升至5.7万亿美元，其中BBB级企业债增加了近2万亿，占比从36.4%上升至47.4%。
2.1.2 导火索：疫情全球大流行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冲击全球经济，点燃危机导火索。1）疫情全球大流行。截至4月30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315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近22万例。美国更是重灾区，累计确诊病例超1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6万例。2）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面临衰退。
自2月20日开始，美股持续下跌，高收益债利率快速上行。2月20日至3月9日，美国三大股指在20天内下跌幅度均高达20%，美银美国高收益企业债收益率上行幅度超过200BP。
2.3.1 起源：金融过度自由宽松下的虚假繁荣
东南亚地区高利率环境、金融自由化加速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东南亚国家利率高企，1996年危机来临前泰国银行同业隔夜拆借利率已经达到5-15%。金融监管松弛和高利率环境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流入，1996年净流入亚洲的私人资本达1104亿美元。
资本流入股市和楼市，催生资产价格泡沫。1986-1994年各国流向股市和房地产的银行贷款比例越来越大，其中泰国50%、新加坡33%、马来西亚30%、印尼20%、菲律宾11%。1990-1994年各国股市连年攀升，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韩国股市涨幅分别达到328%、122%、96%和48%。
外债过度增长，风险不断积聚。一方面，多数亚洲国家在当时实行与美元高度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消除了外资银行的担心，形成“道德风险”，亚洲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企业得以大量举借外债，1997年中亚洲未偿外债总额达到3912亿美元。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短期外债过多，外汇储备不足，存在巨大流动性风险。
2.3.2 导火索：国际游资狙击泰铢等
美联储加息导致资本流出，美元升值掣肘出口，经济放缓削弱外资信心。1994年初美联储开始加息，资本回流美国，美元指数自1995年中开始持续上升。在固定汇率下，亚洲国家货币随美元升值，导致1995年起亚洲出口增速放缓。
固定汇率制度吸引国际游资做空泰铢，最终刺破泡沫。固定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被称为“不可能三角”，三者只能选二。当贸易赤字增加、货币实际贬值时，东南亚国家没有及时调整汇率制度，为部分投机者创造了可趁之机。
2.3.3 传导：从泰铢失守到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大规模资本流出
货币贬值在高外债环境下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就单个国家而言，本国货币贬值意味外债相对升值，金融机构负债端数字增大。同时，由于外汇储备不足，资产端的“升值”不及负债端，资不抵债问题严重，导致金融机构倒闭，外债违约数量增加。
货币贬值传染邻邦，形成地区性金融和经济危机。1）印尼、韩国：由于外债过多、外储不足，投资者失去信心，资本主动外流，成为货币贬值最严重的地区。2）马来西亚：虽然外汇储备较充足，但在泰国危机后政府对外资心存忌惮，扬言要禁止外汇买卖、收紧外资监管，迫使外资流出。3）亚洲整体：亚洲股票被集体抛售，大量外资流出，货币集体贬值。最终，亚洲货币危机短期又引发了各国的金融危机，长期削弱生产和投资而演变为经济危机。
2.3.4 影响：“亚洲奇迹”分化，有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转型成功跻身发达国家
金融系统严重受挫，金融机构大量倒闭。1997年6-8月泰国有56家金融机构倒闭，占金融机构总数的61.5%；1997年底至1998年初韩国关闭了14家商业银行；截至1999年底，印尼237家银行中有65家清盘、13家收归国有、14家进行了重组或合并。
资产价格大幅缩水。1997-1998年间亚洲股票市场全线跳水，其中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市场塌陷程度最严重，股票价格缩水超过50%，马来西亚金融和房地产类股票甚至下跌70%-90%。许多股市在危机后的3-5年后才恢复至危机前水平。
经济衰退、增长放缓。短期内，亚洲货币和各类资产贬值造成严重负财富效应，削弱总需求，1997-1998年期间亚洲经济陷入衰退。其中，印尼、泰国受冲击严重，韩国、新加坡凭借较强的出口而相对抗压。长期来看，由于金融体系受挫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困难，亚洲经济陷入通缩循环，复苏后增速被迫“换挡”。
2.3.5 应对：国际救助，财政扩张，金融改革
抵御国际游资攻击，泰国惨败、香港险胜。1997年，泰国央行于2月和5月分别花费20亿和12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捍卫汇率，但期间市场恐慌导致约300亿美元外汇储备流失，最终因外储耗尽而被迫放弃固定汇率。1998年，中国香港政府于8月花费152亿美元为股市接盘，9月提出“七项技术性措施”。
接受国际援助，从紧缩到扩张。1）危机初期，泰国、印尼和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救助协议。2）1998年起IMF修订方案，改为财政扩张计划以刺激经济。
重整金融业和企业，完成“自我救赎”。首先，政府出资设立专门的部门负责接手不良贷款、出售不履约资产；其次，政府完善与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的相关法律，如简化破产流程、设立破产法庭等，有序释放因破产而被封锁的流动性
2.3.6 中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和特大洪水灾害的成功应对
1997年中国遇到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经济增长乏力，企业亏损、产能过剩、金融风险、通缩、失业等问题凸显。1997-2000年，中国成功进行了宏观调控和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去产能、去杠杆和结构转型，开启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当时对问题的认识和应对值得借鉴。
（一）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持续温和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间接调控为主的稳健货币政策，没有因短期目标而出现信贷失控和体制“复归”。这次宏观调控有四点经验十分宝贵：一是相继采取了取消贷款规模管理、下调法定准备金率、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降息等放松银根、反通缩的有力措施。二是以增发长期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由**负担，既提升了长期增长潜力，又没有增加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负担。
（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搞活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升微观效率。提出国企“三年脱困”，推进劣势企业的关闭破产和淘汰落后产能，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纺织压锭”；“抓大放小”，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三）出台了一系列重大金融市场化改革措施，有效化解了金融风险。一是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财务重组。1998年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资本金。1999年将1.4万亿元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二是改善国有银行内部管理。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改革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机制以及呆账、坏账准备金提取和核销制度
（四）实施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对外开放。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3.3 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新凯恩斯主义量化宽松、现代货币理论、新基建经济学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资产价格暴跌，金融机构大幅受损甚至倒闭，新自由主义受到挑战，新凯恩斯主义再度主导各国政策。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通过一系列的量化宽松阻止了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次贷危机至今，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货币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全球政府债务水平不断上升。现代货币理论探讨了政府高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近年来引发了广泛关注。新基建兼具短期扩大需求和长期增加供给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新基建经济学在中国正从学术讨论走向社会共识和国家战略。
3.3.1 新凯恩斯主义：量化宽松
从理论来看，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伯南克主导美联储采用超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应对金融危机。伯南克在《大萧条的宏观经济学》中认为，“货币紧缩是大萧条的重要原因，货币放松是经济恢复的主导因素”。伯南克与盖特勒等人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论，是量化宽松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信用成本上升、信用融通效率下降，导致金融市场供需失衡，真实经济大幅萎缩。金融加速器能扩大危机影响，也能放大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
从实践来看，伯南克采取大规模量化宽松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有效避免了金融机构、居民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进一步恶化，降低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程度。但是，也使发达经济体长期陷入对低利率、宽松流动性环境的依赖，长期中加剧了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3.3.2 现代货币理论：“税收驱动货币”
从理论来看，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主张可理解为“税收驱动货币”，实际上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体系。该理论认为：1）现代货币的存在需要以国家层面两个重要权力作为保证，一是征税的权力，二是确定税收支付形式的权力。2）税收的目的不是为政府支出融资，而是创造货币需求。3）现代社会国家对货币具有垄断发行的权力，政府不会面临操作层面的融资约束。
从实践来看，日本是通过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典型案例。1997-2018年，日本央行总资产规模扩大了6.7倍。截至2018年末，日本央行持有政府债券规模占总资产比重高达85%。日本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资金来源。
3.3.3 新基建经济：兼顾短期扩大需求和长期扩大供给
应对危机的各类政策，孰优孰劣？
人类社会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诞生了宏观经济学，虽然在一些问题上目前仍存在巨大争议，但经过各国政府的长期丰富实践和经济学家的高智商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些广泛共识：
1）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供给和需求、长期和短期、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不能走极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政府原教旨主义都是错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政府完全不作为对市场自由放任，或者政府过度干预扰乱市场正常运行，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金融风险。
2）历次危机的实践证明，及时的政策应对可以有效切断传导链条，阻断危机蔓延深化，而一味的自由放任将延长危机持续时间、加深破坏程度。
3）货币政策对缓解短期流动性危机效果明显，但对于刺激需求就像“推绳子”效果有限，而财政政策对于扩大有效需求就像“拉绳子”，效果更为明显。正确的危机应对措施是先通过货币政策放松缓解流动性危机，再通过财政政策扩大需求走出衰退。“罗斯福新政”时期先放弃金本位、发挥**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缓解流动性危机，然后通过“复兴计划”扩大财政支出，成功推动经济复苏。
4）无论货币还是财政政策，都会增加债务或增加货币发行，关键看当前增加的债务能否带来未来的收入，这是金融周期和债务周期的核心。纯粹通过货币超发刺激消费不会有资本形成，反而会形成债务悬空，而有效投资则增加资本形成和未来收入，配合扩大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尤其基础设施投资比单纯刺激消费效果更好。
5）新基建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最简单有效办法，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当前的中国和以前的美国都是超前新基础设施建设的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