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撤军后，加沙战后安排提上议程

2023年10月7日骤然爆发新一轮巴以冲突至今已半年，本轮冲突持续时间长、对抗强度大，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惨烈程度数十年来罕见。与此同时，冲突外溢效应的广度与深度也不断拓展，进一步搅动原就错综复杂的中东局势。 自此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国际社会为促进停火止战作出诸多努力，主要冲突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谈判更是备受关注。埃及媒体4月8日报道称，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新一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取得“显著进展”，所有谈判方就停火协议的基本问题达成一致。 加沙战火所导致的负面效应，无论是对冲突双方还是国际社会都造成了巨大损失，加沙战后安排事实上已提上了各方议事日程，且已在艰难推进中。

巴民族权力机构求变

尽管美西方近年一直试图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但此轮“加长版”和“升级版”巴以冲突，仍令其不得不直面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根源性问题这一基本论断。同时，此轮冲突也反映出诸多变化，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统合力，是其中一大关注点。 2月26日，时任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宣布其领导的政府辞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日接受其辞呈并要求该届政府继续履职直至新政府成立。3月14日，阿巴斯授权其经济顾问穆罕默德·穆斯塔法组建新政府。3月31日晚，由穆斯塔法领导的新一届巴勒斯坦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宣誓就职。 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战事背景下对政府进行的调整，如阿什提耶所言，是基于“加沙地带新的现实情况、民族团结对话和巴勒斯坦内部达成共识的迫切需要”。换言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着眼于在“后加沙冲突时代”的整个巴勒斯坦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但也面临着难以回避的巨大挑战。 如何扎实推进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将极大考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智慧。此轮巴以冲突陷入某种失控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权益未能得到应有尊重和切实保障，这使得巴以之间很难形成较为稳定的良性互动并在此基础上走出安全困境。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在流亡阿尔及利亚期间曾于1988年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奥斯陆进程（巴以1993年签署以“土地换和平”为核心原则的《奥斯陆协议》）开启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于1994年成立，但和平进程的长期停滞显然令其有限的基本运转更为不畅。 2013年1月，阿巴斯将法规、公文和证件中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称谓改为“巴勒斯坦国”，但未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可见，以巴解组织为中心的巴民族权力机构一直试图在建国问题上有所作为，而当前的巴以冲突也令其在将巴建国推向“深水区问题”上重燃希望。 另一方面，如何最大限度整合各派力量并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进行统一管辖，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而言仍是漫漫长路。 2007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流派别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之后，巴勒斯坦实际上已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巴民族权力机构的管辖区域仅限于西岸地区。虽然此后双方不断达成一些协议或发表一些宣言，但和解迄今无实质性进展。 观察人士发现，巴民族权力机构此次任命新总理在人选上基本延续了之前的逻辑，即政治身份弱、对美关系良好和经济领域背景等。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等旋即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是在“没有达成全国共识的情况下组建新政府，将加剧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

内塔尼亚胡政府架空“两国方案”

与巴民族权力机构试图在建国问题上缓步推进形成鲜明对比，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在利用此轮巴以冲突的契机，大肆架空“两国方案”，不仅明确排斥巴民族权力机构“后加沙冲突时代”在加沙地带的存在，甚至扬言要保持对约旦河西岸的“军事控制”。 2月22日，内塔尼亚胡向以色列安全内阁提交了加沙地带的战后方案。根据该方案，以军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直至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力量；以军将“无限期维持在整个加沙地带的行动自由，以防止恐怖活动死灰复燃”；除维持公共秩序所需武装，加沙地带将完全解除武装；加沙地带的民事管理和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将交给“具有行政经验的当地组织”，而非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这一战后方案遭到巴勒斯坦方面和国际社会的批评。 自2007年以来，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分别处在法塔赫与哈马斯治下，俨然成为各自为政的政治实体。巴以矛盾与冲突此后也不断演进为以色列、西岸和加沙之间“两国三边”的复杂博弈。 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法塔赫与哈马斯虽也进行了一些接触与会谈，但总体效果不彰，哈马斯不满于此后阿巴斯总统的新总理任命便是例证。 不过，改变正在发生。以色列媒体4月7日报道，以军已从加沙地带南部撤出所有地面部队，目前加沙地带只留下一个旅，此次撤军标志着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正式转向“低强度”阶段，未来以军将更多采取“定点清除”的方式打击哈马斯为首的巴武装人员。 分析人士指出，联合国安理会3月25日首次通过明确要求加沙地带实现停火的决议后，以色列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此外，4月1日以军空袭加沙地带中部城市代尔拜拉赫造成包括美英等多国援助人员死亡，使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以军可能不得不考虑战略收缩，防止被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

美国愈发无所适从

尽管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一直处在动态调整之中，但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仍有着关键性影响力。面对以色列的咄咄逼人和巴勒斯坦的长期内耗，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无力感也日益明显，其对于“后加沙冲突时代”的巴勒斯坦问题的构想或许只能是一厢情愿。 美国一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秉持“挺以压巴”基本思路，其对以色列的偏袒早已常态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更加失衡。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美国便在联合国安理会高调否决推动巴以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给巴以冲突的解决设置障碍。 不过，美国在“挺以”的同时也不期望看到巴勒斯坦问题过于失控，这不符合其在中东的整体利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加沙地带采取的军事行动，并将其打扮成“**行动”。随着加沙地带的伤亡数量持续攀升，再加上袭击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似难以继续容忍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美国压力之下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似乎依旧故我，冲突迟迟难有降温迹象。这使得美国不得不“赤膊上阵”，甚至首度对加沙民众空投食品等物资。美国还期望巴民族权力机构未来接管加沙，而这明显与以色列意见相左，双方分歧不断公开化。美国总统拜登4月4日在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表示，美国在加沙问题上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以色列保护加沙平民措施的评估。即便如此，美国仍然在“走钢丝”。 当前美国新一轮总统大选正在预热中，加沙局势已成为美国选战中的重要议题。新一轮巴以冲突未能缓和，且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深化，这实际上已成为拜登的“负资产”，尤其是在面对特朗普试图实现“王者归来”的背景下，拜登政府不得不审慎考量巴以冲突对选情的影响。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后加沙冲突时代”的美国由谁来掌舵仍充满变数，但这丝毫改变不了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无所适从。

文章来源：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