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后，埃及“大刀阔斧”改革

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达成一项融资协议，后者向埃及提供贷款的规模，从最初的30亿美元增加至80亿美元。此外，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机构也将向埃及提供低利率贷款，为埃及实现货币稳定提供支持。 事件背后，埃及汇率改革成为热议焦点。3月6日，埃及央行宣布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并将关键利率上调600个基点至27.25%。消息一出，数月稳定在1美元兑换31埃镑的官方汇率一路下探，在跌至1∶50.55的历史新低后，逐渐稳定于1∶47附近，此前埃镑在官方市场和平行市场之间的价差已被基本抹平。 当前，埃及银行系统的外汇流动性状况明显改善，困扰埃及政府已久的外汇短缺危机得以暂时缓解。尽管此次汇率改革被不少观察家认为是埃及深化经济改革、迈向更加开放和市场化的前路的重要步骤，但结合埃及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加以判断，与其说本次汇率改革是埃及政府高瞻远瞩的战略性布局，不如说是其在面临多种经济挑战和国际约束条件下的必须应对之策。

此次改革被动特征明显

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类似，埃及此次汇率改革带有较强的被动性。 从外部看，一段时间里，美联储带领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入超速加息周期，推动美元快速升值，进而降低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资产的吸引力，并令其被迫面临复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据埃及媒体披露，自2022年以来已有约200亿美元热钱逃离了埃及市场。大量外资流出，不仅意味着埃及招商引资的规模和质量大打折扣，还直接导致其并不充裕的外汇储备快速缩水。难以闭合的外汇缺口对进口活动形成约束，最终推动物价大幅上涨，对埃及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巨大压力。同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成本快速攀升，进一步增大埃及的债务违约风险，其主权信用评级被迫下调，从而继续加剧外资逃离的恶性循环。 从内部看，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进入深刻调整期、各类矛盾凸显的大背景下，埃及四大创汇支柱产业呈现全线下滑的悲观局面。 其一，埃及旅游业尚未从新冠疫情的长期阴影中完全走出，又接连遭受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双重打击，据标准普尔全球评级预测，2024年埃及的旅游收入预计将较2023年下降10%至30%。 其二，红海危机对埃及运河经济造成“立竿见影”式的打击。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两个月，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总体贸易量同比骤降50%，2024年运河收入也将由去年的102.5亿美元削减至50亿美元左右。 其三，经济持续下行导致埃及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错位加剧，大量埃及海外侨民放弃以被高估的官方汇率汇款，并减少或延缓向国内汇回资金，导致埃及2022～2023财年（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侨汇收入急剧下降30%。 其四，埃及的石油天然气产业近年来面临资源约束、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波动以及内外需求变化等诸多挑战，重压之下已难以充分发挥对宏观经济的战略支撑作用。 总体来看，随着近年来经济危机持续加剧，埃及政府已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平衡财政预算、提振产业活力、保障大宗商品供应、稳定金融市场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等一系列艰巨任务，因此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金融援助来维持经济运转——埃及央行放弃汇率管控，允许汇率自由浮动，正是IMF和其他援助提供国为其发放全额贷款必须满足的主要条件。

经济结构深层积弊难解决

不可否认，埃及目前实行的汇率改革是在“痛定思痛”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举措。然而，汇率改革本身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埃及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国际竞争力，但由于其内生动力不足，单纯的汇率改革尚不足以彻底解决制约埃及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沉疴。 受制于技术和资本积累不足、产业结构单一、创新能力有限等因素，埃及的工业化进程始终发展缓慢，这导致其未能形成足够规模和多元化的优势产业，出口商品也大多集中于初级产品和资源类商品。相反，埃及需进口大量附加值更高的工业制成品和高科技产品，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从而导致贸易结构失衡，并长期面临贸易逆差。 在此背景下，汇率浮动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贸易环境，但由于埃及生产力落后的现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即使汇率适应市场变化，也不能从根本上阻遏或消解埃及经济面临外部冲击时表现出的脆弱性。 尽管当前埃及获得了较大数额的流动资金，但埃及政府仍需在2026年底前偿还716亿美元外债本息，仅2024年就需偿还292.3亿美元。另外，随着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埃及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资金，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补贴来维持社会稳定，这将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因此，即便汇率浮动能带来短期的资本流入和外汇储备增加，但如果不能与财政整顿和公共部门效率提升很好地配合，长远来看，埃及的经济结构调整仍困难重重。 埃及在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埃镑在汇率改革之前已存在较为严重的币值高估问题。在向新汇率制度转轨的过程中，对新制度本身运行机制的相对陌生，以及受到被迫转型时来自宏观经济形势、国际投机资本、市场情绪等方面的冲击，埃镑汇率仍存在较强的贬值预期。同时，由于经济调整期的阵痛、政策传导至民生改善会相对滞后，普通埃及民众的生活状况也仍将面临较大挑战，大众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下降可能进一步抑制市场活力。 目前，外国资本在埃及的传统油气、新能源、电力、电信等战略产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外国投资者从这些领域获取高额投资回报后，往往通过利润汇出等方式将资金撤出埃及，而一旦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或外资政策出现调整，外国资本流动将变得更加不稳定，将进一步加剧埃及经济的波动性和脆弱性。 雪上加霜的是，埃及政府从去年开始就大量抛售优质国有资产以换取外汇，当前实施的汇率改革措施不仅无助于缓解外汇缩水的趋势，相反，埃镑贬值还将进一步侵蚀埃及的国家资产和居民部门净财富。

扭转经济颓势需付出巨大努力

尽管埃及经济发展仍面临着严峻挑战，但随着本轮汇率改革的实施，也有专家对埃及未来发展前景保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埃及政府如今的关注点已经由解决外汇短缺问题，转变为如何充分利用外汇实现经济调控目标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近期大量涌入的国际援助的确为埃及提供了宝贵的喘息空间和转型机遇，但若要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扭转经济颓势，埃及政府须在执行改革措施时展现出坚定的决心，克服既有挑战，并获得更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埃及官方媒体《金字塔报》报道称，埃及政府承诺“不会依赖美元资源，而是将其作为‘经济改革的开端’”。为降低通胀，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埃及央行已启用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将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将隔夜存款利率、隔夜贷款利率均上调100个基点至9.25%和10.25%等。 在外界预期埃镑贬值之际，埃及政府继续积极推动其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鼓励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以此减轻外汇储备压力、改善贸易条件和提振市场信心。 埃及因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其对巴以冲突走向有重要影响，预计将继续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美西方国家眼中扮演关键角色。回溯历史，当埃及经济陷入困境时，美西方国家往往会通过多种途径予以援助和支持，以鼓励埃及在处理加沙问题上采取与西方利益相一致的立场和行动。 这种“战略合作关系”虽能在短期内缓解埃及的部分经济压力，但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反而可能会给其长期经济发展带来潜在风险与挑战。站在埃及立场上，它仍需谨慎控制借贷规模，同时通过积极推动更加深刻的内部改革，探寻自主发展策略，来建立更加稳固和多元的经济增长点。

文章来源：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