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早将于欧洲中部夏令时间10月9日（星期一）中午11:45正式揭晓。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将花落谁家？会不会爆冷门？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就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授予的领域和经济学家做出预测。
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瑞典**银行(Sveriges Riksbank)为纪念诺贝尔奖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了经济学奖。自1969年至2022年期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颁发54次，诞生92名获奖者。
今年的诺奖是否会爆冷门？
“预测诺奖是挺难的一件事，会有一些大家觉得可能性很大的热门，但诺奖委员会好像也喜欢时不时发给相对‘冷门’的领域或学者，增加不可预测性和‘惊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长聘副教授包特向澎湃新闻说道。
在热门领域里，包特首先看好收入和不平等的经验研究，对应的经济学家是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 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塞茨(Emmanuel Saez)。
“收入分配和不平等是目前世界一等一重要的话题。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皮凯蒂和塞茨确实把我们的认识从‘库兹涅茨曲线’带着向前更进了一步。”包特表示，诺奖晚些颁发给他们也可能更合理，因为两位学者都比较年轻（50岁左右），其中皮凯蒂在很多问题中都做了非常好的观察和分析，不过给出的答案似乎还未达到让一个领域“脱胎换骨”，或者让所有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近些年的竞猜中不那么热门的领域，包特看好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的研究。这方面代表人物有美国金融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Michael C. Jensen)，以及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是金融学两个最大的领域。在资产定价已经出了那么多诺奖的情况下，和公司金融有关的诺奖少之又少。而且从影响力来说，特别是引用率，詹森是整个经济学界最高的学者之一。”
在包特自己较为熟悉和比较有感情的领域中，他倾向于合作、道德和社会偏好的经济学研究。代表人物有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教授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荣誉教授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本人也是一个道德哲学家。近些年，道德和社会规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而且很多社会冲突背后起作用的也是道德观和社会比较的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包特表示，除了上述领域，最近比较热门的经济学领域还有人工智能、自动化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随着西方社会各种和身份有关的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身份认同(identity)的经济学应该也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领域，代表人物有瑞秋·克兰顿(Rachel Kranton)。”
与前年获奖领域互补的结构性实证方法能否胜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对澎湃新闻表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或有三种可能的组合。
以王永钦预测的获奖概率排序，第一种组合是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斯蒂文·贝瑞(Steven T. Berry)和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埃瑞尔·帕克斯(Ariel Pakes)，表彰二人在结构性实证方法和实证产业组织方面的研究。
第二种组合是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表彰二人在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研究。
第三种组合为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表彰他们在创造性破坏、熊彼特式增长方面的研究。
“目前，这三个领域都很活跃，得奖的概率比较高。其中第一个领域概率最高，结构性估计方法与2021年得主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吉多·W·因本斯(Guido W.Imbens)和戴维·卡德(David Card)通过自然实验来识别因果关系的方法可以互补。”
王永钦指出，安格里斯特等人的方法有一个局限性，需要在一定的数据里面给定自然实验来识别因果关系，因此外推性比较差；同时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由于缺乏数据，无法进行估算。然而，结构性估计方法克服了这一点，能够去预测没发生的政策的影响（所谓的“反事实分析”）。“这个领域是期待已久的，因为相对比较成熟，在产业组织、反托拉斯政策、国际贸易、公共经济学等众多领域都已有了广泛的应用。结构性估计方法领域的两位著名代表人物帕克斯和贝瑞是师徒关系，是这一领域的创始人物。”
王永钦预测的第二个领域关于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基础。“由于现在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诺奖委员会可能会关注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其中，研究这一领域的施莱弗特别强调法治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阿西莫格鲁的贡献则聚焦在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王永钦预测的第三个领域也与经济增长有关，但偏向于创新的重要性，特别是熊彼特式的创新。
上世纪上半叶，熊彼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即“创造性破坏”，将现代经济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创新扮演着关键的作用。王永钦表示，创新是现代经济的驱动力，有很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为一项新的创新，相关的传统行业可能就倒闭了。熊彼特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创造性破坏，以新的产品、新的组织、新的市场等，去颠覆传统的传统行业。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经济波动等问题，所以要理解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是看不同产业创新的重要性，创新会出现新的产品、新的行业、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的思想直到1990年代初才被经济学家正式化，随后有了更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一直是活跃的研究领域。”
王永钦提及，有四位经济学家对熊彼特的理论进行了现代拓展，包括正式理论的建模与后来一系列实证数据的检验。1992年，阿吉翁与合作者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写出了题为《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的论文，奠定了熊彼特式经济增长的理论。另两位教授格罗斯和赫尔普曼1991年的论文与阿吉翁建模的略有不同，他们后来也在贸易与增长等方面做一些拓展。
“阿吉翁本人也有一些传奇色彩，他曾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来在母亲Gaby Aghion去世后，他回到法国在巴黎经济学院任教，并管理母亲创办的著名时尚品牌Chloe。诺奖还有一个特点，比较偏爱欧洲人，加上阿吉翁的欧洲背景，因此阿吉翁获奖的概率很高。”
除了上述领域，王永钦补充道，“有关杠杆周期、抵押品在金融和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方面的研究（代表人物John Geanakoplos，清泷信宏和John Moore）非常重要，应该得到认可，当然不在今年了，因为去年刚刚授予了金融相关的经济学家。”
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偏年轻化、重实证
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有何规律可循？王永钦表示，现在的诺奖可能更年轻化些。“早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偏理论，要等很久才有可能验证这个理论正确与否。现在还有一个特点是与实证方法紧密相连，最近几年的诺奖好几个都是研究实证的，要么是实证方法的，要么是应用实证的。”
此外，王永钦认为，现在的经济学研究与现实问题、政策关系非常紧密，都是与现实高度相关的问题，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
包特表示，诺奖比较长期的一个规律是一般两年之间的大领域（宏观、微观、计量）是不重复的。“去年给了计量，一般认为今年不大会再给计量。诺奖有时会把看起来是一个领域的奖分开给，比如对于行为经济学，先给了一次卡尼曼和史密斯，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又给了塞勒。相当于前者是给行为经济理论，后者是给它的应用和政策实践。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詹森在这几年得奖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
包特提及，虽然有些做纯理论的学者可能觉得詹森的研究是委托-代理理论或者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应用，相对不够基础性，但从理论到实践是学科发展很重要的过程。“作为金融学‘半壁江山’甚至大半江山的框架奠基人之一，我觉得詹森理应获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学博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早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都颁发给经济学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而近些年经济学理论研究日渐式微，近几年的诺奖更多地颁发给了在实证和政策分析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王学博预测，如果今年是发展经济学领域获奖，有可能颁给阿西莫格鲁。“阿西莫格鲁每年都是热门，早晚肯定会得，但是他比较年轻，他应该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如果他不能获奖会是诺奖的遗憾。”
王学博认为，如果是公司金融领域获奖，可能颁给施莱弗。“也有可能颁给宏观、实证、发展、政策分析等其他领域，比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伊·切蒂(Raj Chetty)在公共政策方面就非常有影响力，他的研究对美国教育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只是他还太年轻，如果获奖也会有些争议。”
王学博指出，最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是颁给做理论研究的学者，要有重大的理论贡献。但近期由于微观理论领域已相对成熟，宏观领域还缺乏一个统一的框架，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发展的瓶颈期。因此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导向也不再单一强调理论创新，而更多地突出政策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价值。近些年的一些获奖者并非因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而获奖，都是实证研究了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包括2021年颁给劳动经济学家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三人，以及2019年颁给研究消除贫困的发展经济学家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
“诺奖包括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导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理论贡献的单一价值判断体系逐渐瓦解，更多有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获得了肯定。这种变化趋势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应用价值也是其重要属性。”王学博说道。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